中国共产党与出国留学一百年

　　苗丹国，男，汉族，山东威海人，1954年11月出生，1970年12月参加工作，197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退休前曾任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出国留学工作处调研员。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正是由于找到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历史命运才发生根本性改变。而作为建党前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重要载体，留学人员群体对引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筹建共产主义组织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对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具有深远影响。留学人员群体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成长与壮大更是密切相关，对中共百年的发展历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发挥了卓有成效的作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以来，在其伟岸精神、英烈壮举、崇高奉献和果敢作为的引领之下，具有强烈现实关切、较高知识水准和领先创新意识的留学人员群体与其始终结伴而行，不但改变着中国人的教育观念，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与合作，为中国科教文卫事业注入新的活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政治走向，进而谱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百年留学壮丽诗篇。

　　留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经历鸦片战争洗劫、遭受外来侵略并饱尝民族耻辱的近代中国，各种思潮激烈竞争，各种政党频繁立废，各色人等先后尝试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制度模式，但均以失败而告终。恰逢此时，科学社会主义于19世纪40年代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于欧洲。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学说由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日本影响到中国留学生，进而于20世纪初经由在日留学生等路径间接传入中国，但尚处于零散、自发、无序与不自觉地朦胧状态，且主要徘徊于资产阶级革新派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各自的狭隘圈子里。他们或一鳞半爪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或只言片语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言论，或是热衷于传播外国资产阶级学者歪曲和批判马克思学说的观点，却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要义，这就导致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缺乏系统性、科学性和完整性。

　　受到辛亥革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爱国知识青年热情高涨，纷纷留学国外追求新思想新学说新主义，寻找救国出路，以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于留日、留欧、留苏俄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传播出现新的热潮，其中留学生出身的早期共产党人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尤为努力。一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群体的留日学人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人，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二是毛泽东等虽未赴法勤工俭学 ,但却对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起到极为重大的作用，作出巨大贡献。在以毛泽东、蔡和森为骨干的湖南新民学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各地进步团体共同推动和组织下，20世纪初的一二十年代陆续约有20批次1900余人赴法（欧）勤工俭学。新民学会成员于1920年7月在法国率先提出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政党的主张，并建议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同时还翻译马恩著作传回国内。三是由毛泽东、何叔衡等于1920年9月发起组建的革命团体“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于其《简章》中明确规定要推动“赴俄实地考察，提倡留俄勤工俭学”，旨在研究苏俄革命经验，身临其境研学马列主义。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五四”运动的爆发，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在中国社会引发激烈震荡，进而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成长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这段著名论述生动阐明了马列主义在旧中国时代从早期传播到立足渐稳的历史性演变，进而认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科学论断。

　　三大留学生群体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巩固

　　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具有留学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与毛泽东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一道，从马克思主义中找到批判旧世界的思想武器，看到帝国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及其灭亡的必然性，懂得了社会新陈代谢的客观规律不可抗拒。留学生群体不但分别从日本、苏俄、欧洲三个不同渠道引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组建研究马克思主义学术团体，筹建早期政党萌芽状态的共产主义小组，并且直接策划组织了全国性共产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创建初期的中共党员及早期高层领导主要由四部分人组成：一是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董必武、林伯渠、彭湃等人为代表的早期留日学生群体。二是瞿秋白、罗亦农、王一飞、刘少奇、任弼时等于1920年起陆续赴苏俄工作或留学期间培养的共产革命骨干群体。三是以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李富春、向警予等为代表的旅欧勤工俭学生群体。四是张国焘、邓中夏、毛泽东、何叔衡、陈潭秋等没有出国留学经历的国内先进知识分子。

　　中国共产党以其新型政党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以其鲜明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愿景追求以及先进的思想武器创造了别具生面的政治发展道路，给百孔千疮的近代中国带来峰回路转的希望。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从1923年开始陆续批量派遣领导干部以及党团员骨干赴苏联留学，其中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叶剑英、何叔衡，以及张闻天、叶挺、关向应、王稼祥、博古、王明、左权、乌兰夫、师哲、杨尚昆、陈赓、伍修权、刘伯承、凯丰、叶剑英等人是这批留学群体的主要代表。与此同时，成立于1922年的中共旅欧支部也于1923至1926年先后安排数批留欧勤工俭学生转赴苏联留学，其中有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刘伯坚、李富春、蔡畅、朱德、邓小平、聂荣臻等人，后来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中国的留学事业再创辉煌

　　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在面对来自国内外异常复杂、重重困难的巨大压力之下，依然坚定实施重点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大量派遣留学人员的重大方略。20世纪60年代初期，又拟定向多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适量派遣留学人员的重要决策，为新中国的出国留学活动有序发展打下牢固的政策根基，同时也为留学事业的持久建设积累宝贵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实行改革开放路线之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完善和持续调整并延展推动了更大规模、更高站位、更宽视野地扩大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政策方针，为我国当代出国留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输入强劲动力，引领出国留学进程步入全面发展的新时代，进而使得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留学活动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72年来，我国的出国留学整体规模从小到大、从点到面、从弱到强，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人员输出群体，累计高达一千余万人次的各级各类留学人员的足迹踏至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留学后回国人员的身影也已遍布国内几乎所有地域和职业。72年来，在我国出国留学事业建设的结构框架内，多层次、多学科、多领域、多国别、多类型的留学人才培养模式齐头并举，已系统形成“国家财政公派出国留学、单位经费公派出国留学、个人筹资自费出国留学、境外奖学金资助出国留学、中小学生出国留学、留学完成学业后回国就业”等六项既各自独立、自成体系，又互为关联、相得益彰的运行体制和政策机制，并不断将这种制度优势转化为充满动能的社会效益。72年来，我国的出国留学事业已经进入全新的“繁荣发展期”，开拓空间和运行轨迹越发广泛与精准，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各类风险管控、彼此相互借鉴、协力融合调整、科学兼收并蓄”的进取模式，同时持续强化构筑了以“各路有序并举、综合效益掘进、多维合作共建、整体安全保障”为基本导向的境外求学之路，进而使之成为“人类命运共同、多元文明共鉴、全球文化共赏、先进模式共享”的国际化研学载体。

　　结语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百年之际，我们清晰地看到：百年前一个极端落后、支离破碎、虚弱不堪的旧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如凤凰一样涅槃重生，并于通往世界巅峰的征程上成为全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形成的鲜明对比，使得中国在全球率先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成为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进而为疫情防控之下的世界复苏带来信心和希望。中国共产党以其高度自觉的使命意识、百倍坚定的人民情怀、永不言败的责任担当、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无比辉煌的发展成就，充分表明自身不愧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当今世界正面临政治多极化和有限全球化的新趋势、新考验和新风险，地缘政治与大国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种种变局，进而在凸显留学安全发展战略权重的同时大大削弱了中外教育交流的互利性潜能，这对于战略大环境持续动荡的中国留学事业既是严峻的挑战也是调整的机遇。百年来的中国留学发展史无可置疑地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引领中国留学事业从以往辉煌迈向更大辉煌的旗帜。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作为具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更为均衡”的全球最大规模教育教学体系借以支撑的出国留学事业，必定能够在重置期的世界格局中积极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发展任务，进而在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