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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亟须有更多中国人进入各类多边国际组织

章新胜

2021-07-02 来源:离退休局

  章新胜,男,汉族,江苏沭阳人,1948年11月出生,1964年8月参加工作,197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退休前曾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第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自1964年参加工作以来,我曾多次系统学习过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相关内容。而当下正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再次学习党史,使我更加深刻地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在世界变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使命。这其中的关键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前世界的变化之广之深刻是过去难以想象的,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世界变革正在加速,“东升西降”越来越显现为世界变局的一大特点。面对“东升西降”以及美国特朗普当政后引发的全球逆潮流,我们更要在国际斗争中高举多边主义的旗帜,维护国际的公平和正义,推动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不言而喻,国际多边组织在国际治理的大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影响世界趋势、目标、各类标准和规则的制定、政策和策略的形成等诸多方面。根据中央要求,我国今后还要有更多人进入到国际多边组织,以维护我国的利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维护和推进国际的公平正义和世界秩序的稳定,维护和平发展的世界格局。对此,教育战线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加快培养进入国际多边组织的合格人才。

  我到教育部工作后,因为党和国家工作需要,组织安排我先后多次竞选不同国际组织的领导职务。2003年,因世界自然遗产涉及到我国在东北地区历史上的领土主权问题,组织上安排我首次竞选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紧接着,为抵制台湾当局妄图利用在台北举办大运会之际搞“台独”的图谋,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又安排我竞选世界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副主席。为了将亚洲大学生体联秘书处从台北拉出来,设在北京中国大学生体联秘书处,我又竞选了亚洲大体联主席的职务。后来,考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要性,在教育部和外交部的安排下,我竞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决策和监督高层治理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主席一职。2012年,我已从教育部领导岗位退下来。当时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并将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出于自然资源保护对国家生态安全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经五个部委协商提议,国务院及中组部批准,推荐我竞选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总裁兼理事会主席一职。经过以上五个不同国际组织的考验和历练,我在组织和同志们的支持下,努力在这些国际组织的领导岗位上维护我国的利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扭转长期以来以欧美为主宰的国际多边组织基本格局。实践证明,我国要进一步崛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要有更多党和国家信赖的人进入到国际组织中,特别是按中央文件所说的,进入到关键岗位和领导岗位。这是势在必行的。

  在国际组织的磨练使我体会到,21世纪人类必须要处理好三个难以回避的重大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二是人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三是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关系。我更深刻体会到,对于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的博弈之艰巨,不可存在丝毫懈怠和幻想,常常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特别是在开始阶段,要能忍耐,在斗争中学会斗争, 善于建立统一战线,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来逐步扭转态势和基本格局。这对在国际各相关领域的有关规则、标准及政策的形成和制定,进而影响国际趋势的走向并取得话语权,是极其重要的。现回顾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担任执委和执行局主席九年间几个案例加以说明,以资借鉴。

  在非洲教育领域的争夺

  美国于2003年重返教科文组织以后,首先就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要了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一职。美国和有些西方国家采用各种形式、找出各种理由大力宣扬,非洲国家经济落后,只用普及六年义务教育就够了,其实质是阻扰非洲创办自己的职业技术学校和大学。

  20世纪70年代以来,非洲54个国家纷纷获得了独立,紧接着就开始了经济建设,像我们改革开放之初一样,大力发展“三来一补”加工工业,农副业、渔业产品初级加工、纺织品等各类加工贸易企业都蓬勃发展起来。但是受西方左右的世界银行此时却给非洲各国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咨询“良方”。他们用西方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来阐述,非洲国家应以出售原材料以凸显自己的比较优势,这对非洲国家最为有利。这是一个毒药方。非洲不像我国在党的领导下,有一个清醒的独立自主的方针。非盟和非洲多数国家都接受了这套理论和建议方案。在非洲许多国家已经兴起的加工工业,比如服装加工、农副渔业产品粗加工等,都几乎全部下马了。

  从这个侧面就可以清晰看出,为什么美国等西方国家宣扬非洲只要抓好六年义务教育就足够了。他们阻挠非洲创办自己的职业技术教育和大学,破坏其加工业和制造业发展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要控制非洲高层次人才和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进而让非洲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始终不能真正独立起来。当时,非洲每年都要花二十多亿美金在欧洲印刷其中小学教材,让我非常吃惊。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我们广泛介绍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实例,联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教科文的政策制定和计划安排上,极力主张非洲不仅要搞好义务教育的普及,还要同步抓好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这受到非洲国家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热烈欢迎。

  在任职期间,我与同事们还具体抓了一个项目,即在教育部有关司局和天津市教育局的支持下,由天津的有关职业技术学院帮助非洲,成功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办起了第一个职业技术学院,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让他们看到了希望。当我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主席的身份访问非盟,与非盟主席以及埃塞俄比亚总理会谈时,他们专门提到了中国帮助他们援建了第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对他们的农业、渔业和工业的现代化建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说中国是真心支持他们的发展,而且是真诚地努力提高他们本国人民的水平和能力的。

  此外,经教科文组织内部一些方面反映和揭发,新上任的来自美国的教育助理总干事以权谋私的腐败问题败露,引起大多数成员国不满,东道国法国也有同感,为此,总干事让其引咎辞职。客观上,这也为后来我们推动中方人员首次担任教育助理总干事提供了机会。

  《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建立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有一个理论推断,21世纪世界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文明的冲突”。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伸张正义,针锋相对地提出,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文明的对话、交流和互鉴。

  在经济领域的争夺中,世界贸易组织在美国的主导下,将全球的贸易产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可贸易的物质产品,如茶叶、汽车、仪器、家具、服装等。第二大类是服务产品,不仅包括通讯服务、商务服务、分销服务、金融服务等,更是把教育服务和文化类产品的服务也统归于可贸易的产品。第三类是知识产权。世贸组织将教育和文化通通归于可贸易的服务商品,引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警惕以及许多国家的质疑和担忧。对此,我们在教科文组织已经形成共识的《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性宣言》的基础上,发起要形成一个有约束的国际公约,即《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以维护世界的公平正义、平衡世贸组织这一举措。

  除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支持《公约》的建立以外,我们还运用了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的方针,找到了利益的汇合点,去争取了包括法国、意大利、德国、荷兰、芬兰、西班牙等在内的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建立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使得这一《公约》得以通过。《公约》的重要性和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一是迅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给文化多样性带来了新的挑战。要对教育和文化这两个涉及国家主权的重要阵地和领域加以保护,以平衡世贸组织将教育和文化归为可贸易的产品的做法。这维护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维护了新兴文化产业不够发达的一些欧洲国家。二是《公约》强调了文化具有两重性,即公益性和商业性,而不单纯是商业性这一面。这样也有利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相当多欧洲国家来发展自己的文化产业,应对以美国为主的新兴的大众强势文化、商业文化的冲击。三是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格局。《公约》强调了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最基本特征之一。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世界多极化是一脉相承的。针对亨廷顿等人提出的“文明的冲突”理论,强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相异而不相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世界是由不同文明构成的,不同文明进行对话、交流和互鉴是推进世界的发展的重要动力。四是针对一部分西方国家推崇的“技术至上”以及科学本身具有的“双刃剑”的两重性,提出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性与科学技术本身同等重要,同时多样性的文化也是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的不竭源泉。

  后来,当我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这个《公约》的重要性和作用在于有利于保护我国的教育主权和新兴文化产业的发展时,他们特别称赞并强调了,这对我们国家也是极其重要的,要充分利用好联合国这一有约束力的公约,保护和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传播,维护和促进我国文化新兴产业的发展。

  现在回顾起整个《公约》历经众多艰难曲折、最终取得成功的过程,有一个事例我至今记忆犹新。这个事例也说明了国际多边斗争的复杂艰巨以及经验积累的重要。在《公约》投票前的关键时间,美方意识到《公约》的通过将是大势所趋,为此派了一个由20多位法律、文化等领域高级专家组成的代表团来做最后一搏,企图修正公约,将其核心内容掏空或淡化。这个代表团针对公约草案给执行局提出了20多条修正案。我当时仔细阅读了这些修正案,觉得其中有几条的修改没有触及到核心条款,还是有可采纳的余地的。我在征求意见时,与法国国家级大使基格努咨询商议。基格努有多年与美方打交道的经验,他表示:“你说得对,有几条不涉及核心内容,不是不可以修改。但是,根据我们和美方打交道多年的经验和教训,一个字也不要再动了。因为对美的谈判,好比门关紧了就再也不能被撬开。一条门缝也不能闪开。否则,如果门闪开了一条缝,他们就会像旋风一样,力图将整个门都吹掀掉。”最终当大会以148票赞同、2票反对、4票弃权的压倒性优势审议通过了《公约》时,会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声和掌声,不少代表不禁热泪盈眶。当时的场面很是震撼和感人。由此看来,统一战线确实是一大法宝,只要不畏艰辛、不气馁,结合教科文组织实际,求大同、存小异,在会前会下花时间做工作,善于团结绝大多数人,并对极个别西方大国,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斗而不破,就能够最终取得成功。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正式生效

  在我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主席期间,另外一个重要的公约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将文化多样性定位为人类共同的遗产,承认它与生物多样性一样,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现代化为人类社会带来了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改变着人类原有的生存环境,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失去其生存基础和条件,加之强势文化以及文化单一化的猛烈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前所未有的威胁,面临着退化甚至消失的危险。如果把《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法文版进行比较,大家就会发现,两个公约所用的“保护”一词是不一样的。前者的“保护”(PROTECTION)是中性意义上的“保护”,后者的“保护”(SAUVEGARDE)隐含“抢救”的意思,具有时间性与紧迫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际上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展开的。人类为了自己的未来和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并肯定其价值,守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于2003年10月通过,但是2006年4月才正式生效,这期间有近三年的艰苦历程。我是2005年当选执行局主席的,上任后除了要应对联合国中期战略规划以及大量复杂的工作外,我在主席的岗位上加大力度推进公约正式生效的进程。这也表明,掌握领导岗位还是十分重要的。我当时与一些有殖民地的欧洲国家接触,他们担心非洲西海岸的法语区国家、东海岸的英语区国家和一部分西语区国家和少数葡语区国家等原殖民地非洲国家,一旦有了公约的提倡和保护,恢复这些非洲民族国家自己独立的语言、文化、节庆、礼仪、艺术、音乐、舞蹈、诗歌和手工技艺等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再传承殖民时代其宗主国的文化、艺术和语言等,就会使这些原宗主国感到将会失去对这些非洲国家在社会、文化、教育及精神领域的控制。在了解了这个问题的实质后,我采用刚柔并济的方法,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则不济,和实生物”,求大同、存小异,努力建立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向前看。最终在我主持理事会期间,于2006年4月使《公约》批准生效。我国于2004年8月批准加入了《公约》,成为第6个加入《公约》的国家,在世界上起了带头推动的作用。相比之下,“五眼联盟”的五个国家迄今都未加入该《公约》,稍加思考就不难看出,《公约》的穿透力、威力以及深远的影响力,让五眼联盟国家担忧《公约》将会动摇其历史上立国之本的基础,文化、思想、精神家园的基础,挑战其现行文化价值体系的延续。

  有关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学部生存和发展的博弈

  还有一个难以忘却的故事,就是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学部能否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尽管在教育和《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等方面不断受挫,但美方瞄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核心领域咄咄逼人的攻势仍是一个接一个。美国重返教科文组织后的另一大举措,就提出要把该组织的社会科学部合并到自然科学部。美国以第一大缴费大国的身份,以教科文组织经费紧缺等理由,妄图强行通过这一提案。虽然许多国家并不赞成,但敢怒不敢言。我印象极深的是,一天当许多国家大使在一个房间内讨论这个问题时,都表示担忧,有的大使讲话时甚至称得上“慷慨激昂”。而当美国大使来到该会议室时,大家立马像老鼠见了猫,会议室马上就噤若寒蝉、鸦雀无声。这充分说明,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难以像我们在国内那样去理解和解决问题。来自日本的教科文总干事的应对方法,是所谓按国际惯例建立一个由13位各类专家代表组成的独立的评估机构来审议这个提案。这看上去是独立评审,实际上是在美国的强势要求下,在打太极拳。经过一年多专家评议,仍然无果而终,不了了之。

  因而,在中国人担任主席期间能否解决这个问题,显然是一个考验。如何用取得共识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起我国在有关自然遗产国际斗争中采取的方式,要把工作尽可能地做在会前、会下,争取大多数国家的理解和同情。为此,我们开展了大量的艰苦的工作,一方面利用联合国体系内的“77国集团和中国”机制来广泛地开展工作;另一方面,发扬过去我们在地方工作时总结的乡镇企业的“四千四万”精神,也就是“千言万语、千山万水、千方百计、千辛万苦”。我们首先在发展中国家中取得共识,再争取了一些发达国家,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选准时机,在教科文执行局提议下由我主持召开了一场关于本次提案的执行局全体辩论会,辩论长达6小时之久,其间不间断、不休息,也开创了先例。真金不怕火炼,真理越辩越明。会上,阿尔及利亚公使、墨西哥大使、巴西大使、中国大使、印度大使、巴基斯坦大使、南非国会议员、塞内加尔大使、贝宁大使等立场坚定,在辩论中冲锋陷阵,他们普遍具有多学科和跨学科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熟练掌握两门以上的外语。最终没有经过票决,而是以取得广泛共识的方式,成功否决了这一提案。

  当天晚上,我邀请一些发展中国家大使餐叙,期间,巴西大使、阿尔及利亚大使等人一致赞扬道:中国主席主持会议,大面上按规则保持主席应有的中立,不授人以柄,实质上是立场坚定,指挥游刃有余,用东方人和谐、包容的睿智,求大同、存小异,把东方人的智慧带到了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一个出思想、出理念、出规则、出标准的组织,是建立全球计划的重要组织。在强势经济、科技、军事和文化以及霸权的冲击下,教科文组织作为国际多边组织,提出了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思想、政策、计划和解决方案,这也是少数大国害怕的地方。他们企图以其一国的社会科学来代替联合国组织下的世界多级、多样化社会科学的存在和发展。二战后,几大国协商构建了雅尔塔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国际治理体系,某种意义上起到了一定维护世界秩序的作用,但实质上是以保护美国独大以及少数西方大国利益为其根本出发点而建立的体系。保护联合国组织中唯一的社会科学学部,在今天看来更显得异常重要。

  结语

  回顾以上几个亲身经历的案例,我深感能够取得这些成功,是因为背后有越来越强大的国家作为后盾,因为有党和人民多年来对我的培养和锻炼,更因为有足够的政治自信和文化自信。因此,我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并将我们党和老一辈革命家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所积累的宝贵经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国东方文明和智慧的结晶,以及国内两次高校学习和党校和军校学习、三次出国留学深造期间对外部世界和西方及南方国家的深入和知彼知己的了解结合起来,得以见山开路,遇水搭桥,在风云多变的国际形势中保护好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经过我们党一百年的奋斗,中国已处于世界的中心,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我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在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抚今追昔,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国际多边主义和多极化的发展需要中国,中国的智慧和经验能使世界受益。希望有更多中国人进入国际多边组织发挥作用,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为21世纪人类和平与发展而奋斗。

(责任编辑: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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