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赴太行 走向太阳

　　杨蕴玉，女，汉族，河南邓县人，1919年5月出生，1936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193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离休干部（享受正部长级待遇），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昔阳和左权县中共县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华北局妇委副书记。离休前曾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我入党的第85个年头，回首当年为追寻光明离家出走、满腔热血投身革命的往事，依然感慨万千。

　　生逢“吃人”的旧社会

　　我是河南邓县南乡构林镇人，1919年5月13日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母亲很贤惠，但又很封建，从小就给我缠了脚，穿绣花鞋，留长辫子，扎耳朵眼，在我四五岁时就订了娃娃婚。家里只让男孩子上学，不让女孩子上学，也不许和邻居家的男孩子玩。

　　在我九岁那年，家乡遭匪劫。父亲被土匪打死，我和母亲被绑票。土匪每天都要换地方，我脚小走不动路，很痛苦，夜里睡在地上，很潮湿很难受。我曾看见他们把一个男人的耳朵割了，用铁丝穿起来，让人送到他家里，警告家人再不送钱赎人就“撕票”，非常残忍。有一天，民团打土匪，我和母亲被冲散了，我躲在麦子地里，子弹在头上乱飞，我很害怕。等战事结束，我发现母亲不见了，是死是活也不知道，我每天哭着要找妈妈。不久，家里花了两千现大洋和一些大烟土把我赎回去了。回家后，看见妈妈已在家里，我非常高兴。回家不久我就得了伤寒病，发高烧，整天昏睡。病好后，头发却掉光了，也不会走路了，只会在地上爬。我妈妈说：“不用缠脚了，去学校跟小孩玩吧，总比死了强。”我因祸得福，能上学了。

　　我们本镇有一个完小。因为我在家常看哥哥的书，虽未上学也认识一些字，第三个学期就被安排上五年级。但不幸的是，在五年级将近期考时，母亲去世，为办丧事，我又辍学了。母亲遗体入棺后还睁着眼，大概是担心我年岁小，怕没人照顾。我四哥杨毅然跪在棺后说：“妈，你放心走吧，我一定把妹妹抚养长大成人。”从此，就是四哥供我上学和一切生活费用。

　　十二岁那年暑假，四哥告诉我，离我家五十华里的县城要在一个女子完小里招一班女子师范，叫我去考。这样，我就到县城上了女子初师。外地学生都住校，从此我便开始了自己管自己的生活。初师这三年，除了怀念妈妈之外，我很快活。师范课程很多，除了初中有的课之外，还有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这三年我很活跃，读些课外书，有冰心的《寄小读者》《母亲》《海》，有《小朋友》《济公传》，也有《岳传》之类武侠小说，当看到风波亭岳飞被害死，我气得把书扔到地上，趴在桌子上痛哭。课余时间我还演话剧、歌剧，打篮球、排球等。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学校组织我们一人拿一面纸做的小旗上街宣传抗日。那时我个子很小，站在街上宣传，后边的人都看不见我，老乡搬个凳子叫我站在上边，我一边哭一边说，东北被日本人占了，我很恨小日本。毕业那年，我十四岁，音乐老师希望我考音专，体育老师希望我考体专，我四哥却说我岁数小，功课又不好，叫我跟他回家了。

　　暑假快过完时，四哥又叫我回原校新招的女子师范班去旁听。回到学校，我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是个“留级生”，心中产生了一些悲伤和愤愤不平的情绪。好在我的功课没问题，名列前茅，让我有富余的时间如饥似渴地看课外书籍，我也不分左、中、右，只要能借到的书都看。在阅读过程中，我逐渐觉得左翼作家的作品比较对胃口，对郭沫若、曹禺、茅盾、鲁迅的作品都感兴趣。当看到《狂人日记》中到处都写着“吃人”时，我觉得我就是被吃的一个，我的命运和一切被看不起的穷苦人的命运是一样的。

　　梁老师带来新思想

　　初师三年级时，我们班来了一位新的国语老师，他的名字叫梁雨田，又叫梁雷，是从杞县大同中学回本县教书的。有人说他是共产党员。

　　梁老师的教学法和别人不同，有独到见解。第一次上课，几句开场白之后，便问学生们：“青年学生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前途？”学生们用诧异的眼光凝视着老师不能回答。他说：“今天先学一首诗，可以从中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随即在黑板上书写一首臧克家的《我们是青年》，这首诗的第一段是“头顶三尺火，仰起脸，一口可以吞下青天。”还有几句是“叫世故磨光了头皮的人们笑吧，我们全不管。秋天的枯草，也配来嘲笑春天？”我们都感到耳目一新，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也开始对自己的前途有了一点思考。

　　后来梁老师每堂课除讲课文外，都会讲许多课外的东西，如“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和“当局”的“不抵抗主义”、日寇炮制的“殷汝耕华北自治政府”、“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鲁迅先生的“硬骨头”精神、邹韬奋先生及其创办的《生活》杂志、陶行知先生在上海创办的“山海工学团”等。随着事态的发展，他随时传播新闻，发表评论，使我们增加了许多课本上没有的知识，提高了认识。

　　作文课上，他除了让学生从他列的题目中选择自己最熟悉最感兴趣的来写外，还提倡学生自主命题。记得我自己命题写的两篇作文《论女子无才便是德》和《论三从四德》，他认为写得好，亲自在课堂上宣读。我每天都交日记，常常在日记里发泄对自己处境的不满，并逐渐发展到对社会的不满，有时悲伤，有时愤慨，有时无奈。梁老师根据我每篇日记反映出的思想问题写出批语，有时三言五语，有时甚至有一两页之多，针对我的思想或情绪，加以引导，使我向积极方向发展。他还提倡学生自由组合出壁报，提高写作水平。我和另两个文学爱好者任祥云、李振玉一块儿办壁报，两周出一期。自己写稿，自己编排，自己抄写，贴在学校的二门外墙上。只要是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就写出来，体裁不拘。那时初生牛犊不畏虎，什么都敢写。

　　梁老师还教我们唱革命歌曲，我记得有两首，一首是《毕业歌》，一首是《开路先锋》。他不教歌谱，只教歌词。老师唱一句，我们学一句。《毕业歌》激励我们“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要做“社会栋梁”，“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开路先锋》鼓励大家要做“开路的先锋”。歌里说“不怕你关山千万重，几千年的化石，积成了地面的山峰；前途没有路，人类不相同……”，要扫除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甚至“要引发地下埋藏的炸药”“炸倒了山峰，大路好开工”。这些歌对我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梁老师提倡学生要多读书，读好书，推荐了一些左翼作家的作品和一些大众化的理论书籍，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在梁老师的教导下，我们这一班女同学不但学业大有长进，而且政治思想进步也很大，初步奠定了反对黑暗、追求光明，反对封建礼教、提倡女性解放的思想基础。在短短的一个学期里，我们除了参加上街游行，宣传抵制日货活动外，还在学校组织过两次斗争。我是学生会主席，这两次斗争都是梁老师出主意，我领着干的。一次是梁老师刚来不久，学校训育主任在老师和学生中散布梁老师是危险分子，并对他进行人身攻击，我带领部分同学把训育主任赶出了学校。但是这位主任与国民党县党部的人关系密切，而我四哥是邓县第一高小校长校长，和女子初师的校长是相熟的邓县名流，他们逼着我向训育主任道歉并把她请回来，我坚决不干。最后这位主任还是回来了，但她再也不敢猖狂了。另一次斗争是1936年夏天毕业考试后，南阳府教育当局让我们去南阳会考，在梁老师启示下，我领导了全班反“会考”斗争。我四哥知道后，把我软禁在家里，不让出门。这两次斗争虽然都受到挫折，但却鼓舞了同学们反对社会不公的斗志。

　　1936年的暑假到了，我三年的“旁听”生活结束了，我想四哥可能又要叫我回家了。我伤心，我愤怒，我既不甘心，又无计可施。同学们离校前开了一次茶话会，请梁老师参加了。大家亲切话别，只有我一言未发，趴在桌子上一直哭。老师和同学似乎都很理解我的心情，谁都没有说什么。在聚会结束时，梁老师站起来带领大家唱《毕业歌》，我含着泪和大家一块儿唱。这歌，我不是唱出来的，简直是吼出来的，以发泄我满腔的悲愤。

　　离家出走追求光明

　　回到家，遇到的果然是一头冷水，而且比我预想的更糟糕。我四哥逼我结婚。我说：“我不结。”他说：“轿来了，你不愿意也得上。”我说：“我不上，你上！我要离婚，法律上写着可以离婚。”他说：“那只是给人们看的，你见谁家离过婚？只要你结了婚，去哪儿都行。”这次争吵让我清楚地感觉到，要想得到我四哥的同意继续求学，是不可能了。我暗下决心：逃跑!

　　可是，身无分文，怎么逃跑呢？有一天，我的同班好友唐芝瑞来看我，说她的未婚夫送给她30元钱，支持她去开封考学。我急切地问：“我能不能用这些钱和你一块儿走？”她说：“就是为这事来找你的。”过了两天，听说校长张侠飞要去武汉考大学，我利用给他送行的机会，只穿一身单衣逃走了，和唐芝瑞一块儿到了开封。我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考上女师，我要闯出一条生路！

　　唐芝瑞带出来的30块钱，在支付了两人从邓县到开封的路费之后，已所剩无几。我俩要靠这点钱生活到考试完毕，必须省吃俭用。校方同意凡报考第一女师的学生可以住在该校的教室里，我们买了几本备考的参考书，整天坐在教室里死记硬背。夜里就睡在伸不直腿的光板课桌上，枕着书和衣而眠。每日三餐都到三轮工人吃饭的地方去。马路旁，几块砖头支着一口大铁锅，里边是白水煮黑豆面丸子，我们就端着大粗瓷碗站着吃；地上放着的筐子里装着窝窝头，我们有时也会买来吃。眼看钱快用光了，就改成两餐。饿了，就用水充饥，女师的自来水不收费。就这样，我们俩忍饥挨饿，努力备考，好不容易熬到了考试完毕。

　　榜出来了，我们俩都榜上无名，自称是我四哥朋友的两位先生来动员我回家。我表示宁肯饿死也不回去。过了一两天，又出了二榜，我被录取了。但榜上说报名时要交八块银元的保证金，而且三日内必须报名，若三日之内不报名，就视为自己放弃，不再录取。看了这个规定，我焦急万分，到哪去弄这八块现大洋呢？如果不能入学，我在开封将无立锥之地。

　　第二天上午，我惊奇地发现，梁老师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突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一见面他就对我说：“在你离家出走的第二天，你五哥吃大烟自杀身亡。”前途无路的焦虑，加上亲人死亡的噩耗，我痛哭了一场。这时，唐芝瑞对梁老师说了我交不出保证金的事。梁老师当即掏出八块银元给我。我接过这些钱时，高兴得像疯了似的，心想我得救了，是梁老师把我从绝路上拉了回来。我泪流满面，弄不清自己是在哭，还是在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梁老师说：“你快去报名吧，别误了报名期。”说完他就走了。我坐到椅子上，用手擦干净脸上的泪痕，让自己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是梁老师的教导和帮助激励了我同命运抗争的勇气、决心和毅力，是他的八块银元改变了我的命运，他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找到心中的红太阳

　　开封第一女师政治统治很严，墙上贴着 “莫谈国事”。那时抗日是有罪的，但我还是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我是班上的壁报编辑，每期都是我组稿。有一期壁报上登了一篇宣传抗日的稿子，训育处找我训话，要我把壁报揭下来。我赶紧和学校“民先”领导人赵玉亭商量，我们决定开个“天窗”又贴出去了。我们还组织读书会，读苏联和中国左翼作家的小说以及《大众生活》《收获》《世界知识》等杂志，这些当时都是“禁书”，校方查抄很严。有一天，校方借“升旗讲话”的机会，把全校学生集中到操场，收走了每个人箱子的钥匙，到宿舍搜查。所幸的是赵玉亭事先得到了这个消息，让我们提前把书藏起来了，有的藏在流水沟里用树叶盖上，有的藏在学校医务室，有的用裤腰带捆在自己的腰上……结果他们什么也没有查到。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我高兴极了，盼望张、杨把蒋介石杀了。但事与愿违，25日蒋介石乘飞机返南京，当晚校方召集全校学生开庆祝大会，让大家起立热烈鼓掌。我生气，就是坐着不起立。散会后，气犹未消，毫无睡意，就躺在被窝里，用被子蒙住头，打开手电棒，一口气读完了一本《夏伯阳》。

　　寒假来临，同学们绝大多数都回家了，校方这时却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和另外两位“民先”队员一块儿开除了，并勒令三日内离校。我们找了个最便宜的旅馆小房间，三人挤在一张床上，不知该怎么办。赵玉亭给我们送饭，河南“民先”负责人朱文昭也伸出援助之手，介绍我去偃师县他哥哥任校长的一小教书。

　　我到偃师一小后，陈大姐（又名齐欣）和我接上了“民先”关系。朱校长分配我教三年级的算术和四年级的国语，一月15元薪金。我立即写信告诉梁老师我离开开封到偃师的全过程。他回信鼓励我不要丧气，要愉快地工作和生活。刚教了两星期书，忽然接到我四哥的信。他叫我回家，路费已寄给我在开封念书的堂哥杨鼎贵，让他到偃师来接我。信尾最后说：“念父母在天之灵，愿妹速归。”信纸上布满了泪痕。看完信，我想，又无法在这里呆了，必须在我堂哥到偃师之前离开这里，否则，他来了硬要我回家就糟了。我立即找陈大姐商量，她同意我的意见，要我马上返开封找朱文昭。我编了个瞎话，告诉朱校长我母亲病逝，要回家奔丧。

　　到了开封，朱文昭说：“开封没你容身之地，你去北平找杨庆生吧。”杨庆生当时是中国大学学生，其实也是党的交通员。朱文昭典当了《康熙字典》和皮袍，给我凑了15元路费。在去郑州的火车上，我遇到了老同学孟昭莲。她说：“你年岁还小，最好能继续上学。”并问我有没有钱。我说有。一摸口袋，空的。大概是我买完车票往口袋装钱时就被偷走了。孟昭莲给了我两块五毛钱，可以够我到北平的生活了。到郑州车站转去北平的车。对面座位上坐着一位长者，穿一件深色的棉袍，留着分头，神态儒雅。他问：“小姑娘，你要去什么地方？”我答：“去北平。”他接着说：“女孩子，小小年纪一个人在外边到处跑，太危险啦！”我低下脑袋，哑口无言。车到北平已是深夜，怎么办呢？直接去找杨庆生吧，人家还在睡觉。再说一个女孩子半夜三更在马路上走，也不安全！正在愁思时，听这位长者说：“你跟着我进城吧，我帮你找个旅店。”到城里，他帮我找了一个旅店的小房间，对我说：“明天一早你就给你要找的人打电话，请他来接你。”我连连说：“多谢先生的帮助。”他说：“没什么。”说完就走了，不知去向。我关紧房门，松了一口气，庆幸自己遇到了一位如此好心肠的路人。

　　第二天早上，杨庆生和他妹妹杨秋芬一块儿把我接到他们住的学生公寓。经他请示组织，决定让我去太原。他自掏腰包给我买了一张去太原的火车票，并送我到车站。在车站，我遇到了在开封时曾陪梁老师去拜访过的杨巴生，他是送一男两女去太原的。他先向我介绍那位男的说：“这位是张玉麟先生，我的朋友。”又对张先生说：“这位学生叫杨蕴玉，请你多加照顾。”后来我知道了张也是共产党员。这样，我放心大胆地于三月中旬顺利地到达太原，被安排我进太原军政训练班十一连（女兵连）学习。

　　进入十一连之后，我给梁老师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已被编入十一连六班，衣、食、住都由连里管，每日两顿饭，半天学政治，半天学军事，请他放心，在太原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也比较自由。很快就收到了梁老师的回信。他很高兴，提醒我到一个新地方要注意了解情况，鼓励我政治、军事都要学好，将来都有用。

　　军政训练班名义上是阎锡山举办的，实际上受薄一波等一些秘密共产党员掌握的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领导。女兵连的军事教官是阎锡山军队的连排长，但政治指导员刘亚雄、副指导员陶桓馥（廖鲁言夫人）、政治工作员戴新民等都是地下党员。杨献珍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廖鲁言教“三个国际”，李培之（王若飞夫人）教怎样做群众工作。为了照顾统一战线，还有一门阎锡山的“按劳分配和物产证券”。我在这里受到了很好的政治教育，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我接受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思想，从“反蒋抗日”转变到“逼蒋、联蒋抗日”，抗日热情更加高涨，对党的认识也有提高。

　　1937年4月，我18岁那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终于找到了向往已久的心中的红太阳！

　　奔赴太行投身革命

　　“七七事变”爆发后，山西省“牺盟会”组织了一个战地慰问团，去百灵庙慰问正在那里与日寇浴血奋战的将士们。慰问团有二三十人，团长是地下党员李涛，我是团员之一。

　　我们一身戎装，第一站先到大同，傅作义将军的司令部就在那里。我们全团前往拜访，正遇日本飞机轰炸，但傅将军若无其事、滔滔不绝地向我们介绍前线作战情况，我们也神情自若、全神贯注地听着，好像外边没有日机轰炸一样。第二天，我们去云岗慰问伤兵。云岗这个闻名遐迩的名胜古迹，这时变成了伤兵收容所。进石窟看到上百名伤员，每个人身上都缠着绷带，外面渗出了许多血。他们睡在铺着草席的地上，有的能走动，也架着单拐或双拐。他们见到慰问团很高兴，有的轻伤员还给我们讲述战斗故事。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战争的残酷，也第一次亲耳听到战士们英勇战斗的故事。

　　接着去第二站归绥，团长去和省政府的官员交涉百灵庙前线的慰问安排，准备第二天即赴百灵庙，但糟糕的是百灵庙失守了。省“牺盟会”电示，要我们立即回太原。回太原路上的景象和来时大不相同。雁门关戒备森严，进关后，客车已经没有了。有一辆没有顶篷也没有座位的车，我们全团爬上去。坐了一段路，车不走了，我们就下车步行。团长不知从什么地方又找到一辆大卡车，我们改乘卡车南行。途中看到一队士兵，约有一二百人，穿着灰军装、草鞋，背着步枪、竹草帽，步伐整齐地由南往北行进。“呵，红军！”我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们身上。我们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昂首高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新奇，我兴奋，我激动，我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回到太原没几天，薄一波召集军政训练班的三十来个学员开会，谈工作分配问题，他对大家说：“谁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别人都没说话，就我楞头楞脑地说：“我希望做产业工人工作。”他问：“你说什么叫产业工人？”我被问住了，没法回答。会后，我被分配到太原市“牺盟会”一个区分会当工作员，做火柴厂、面粉厂的工人工作。

　　8月，中共中央“八一宣言”之后，周恩来来到太原，薄一波请他给太原市的“牺盟会”干部做报告，我参加了。听讲的人很多，门外走廊上也站满了人。周恩来讲的是国内外形势和任务，他的手里没有稿子，但讲话逻辑性很强，非常有文采，口若悬河，如果记录下来就是一篇流畅精彩的文章。会场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非常敬仰和钦佩我们党如此伟大的领导人！

　　后来，梁老师也来到太原，我到旅馆去看他。他告诉我已辞去杞县大同中学的工作，“家里边妈妈身边有了孙子，可以得到安慰，我可以远走高飞了”。两天后，他脱去长衫，穿上戎装，进了太原军政训练班教导队。8月下旬，梁老师告诉我，省“牺盟会”分配他到雁北工作，但没说具体地方和职务。走时，我去车站送行。万万没有想到，我竟从此和梁老师失掉了联系，天各一方，杳无音信，送别竟成了诀别！

　　8月底，山西形势紧张。省“牺盟会”要把在太原的抗日骨干力量分到各县去，在全山西撒遍火种。我被分配到榆次县“牺盟会”，与闫定础同志同行，他的公开身份是榆次县“牺盟”特派员，党内身份是中共榆次县委书记。

　　到榆次，我被分配在晋华纱厂做工人工作。这个厂是山西的第二大纱厂。我在工厂办夜校、宣传抗日、教工人唱救亡歌曲、发展“牺盟会”会员，还在“保卫工厂”的口号下组织了工人武装自卫队，组织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到八路军驻榆次办事处办的训练班里接受游击战训练。约在10月下旬，资本家要弃厂而逃，扔下工人不管。在上级指示和闫定础同志的领导下，我们发动工人和资本家展开斗争，要求发遣散费。斗争获胜，厂方给每个工人发了一些面粉和布匹。

　　为了准备同日寇展开武装斗争，闫定础向榆次县长要了100支枪，都是太原兵工厂造的“65步枪”，也有几支冲锋枪。我们动员工人去背枪，我也背了一支冲锋枪。11月初，娘子关失守，我们动员工人上山打游击。一二百工人背着100支枪，雇了几辆大车拉着工人家属和面粉、布匹，夜行军上了榆次东山。从此，我投入了创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和抗击日寇侵略的抗战。

　　1939年1月，我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和顺县的石拐镇看到山西省“牺盟”总会发给晋东南“牺盟”总会的一份通报，上边登载了一条简短的消息：“偏关抗日县长梁雷在1938年3月反扫荡中壮烈牺牲”。那时梁老师刚满27岁，他怀着对敌人的满腔怒火、对自己壮志未酬的深深遗憾，匆匆离开了人间。一颗璀璨的民族之星殒落了！突如其来的噩耗让我痛心疾首，百感交集！ 梁老师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当我在痛苦中挣扎，力图冲出封建礼教藩篱寻求光明，但不知路在何方的时候，是梁老师指引我在苦难中找到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之路，并跟随党战斗了一生。我惋惜，我悲痛，我思念。我决心要沿着梁老师的路走下去，为国家、为人民、为党奉献自己的一生。

　　八十多年过去了，我已经是一位102岁的老人。今日之中国，早已不再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她以崭新的姿态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受世人瞩目的发展中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党也不再是当年的“星星之火”，她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走过百年光辉历程、在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70多年、拥有9100多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我感到无比自豪！作为一位历经沧桑的老共产党员，我又深感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我们要守护好无数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革命成果，在庆祝我们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